结合最近政府高层对中国种业的关注，农业部的此次活动给了一些大型种企和业内人士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湖北省种子管理站一负责人表示，种子执法年的意义，并非简单地调解企业纠纷，而是调整全国种业的结构及产业状况。武汉丰乐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业文也向媒体透露，该公司所在集团已向有关部门申请，将投资5亿元，用于兼并全国范围内的优质企业。
不过，他们的期望可能过高了些，也过早了些。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万建民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种业的发展靠一个执法活动解决不了。因为，中国种业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缺乏科研能力，科研人员的短缺不可能在短期内补齐。
数据显示，我国持证种子企业目前共有8700多家，其中具备品种研发能力的企业仅为1%。科研能力薄弱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企业的“得过且过”和“安于现状”。
在万建民看来，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种子企业定下了远大目标，也没有一个企业家具备战略眼光。很多种子企业把赚来的钱都转投到房地产等利润更高的领域了，而不是投入到科研上。
“道理很简单，种子研发是一个投资大、见效慢、风险高的项目。一个好种子的培育有可能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与其这样费力不讨好，还不如去做‘盗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据他透露，我国很多种企所谓的新品种都是在他人成果的基础上稍加改造形成的。
执法年活动对“盗版”现象的抑制也有很大难度。“很多中资企业都有地方政府的背景。”万建民说。郑风田也称：“多起假种子事件最后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9年的江西假种子事件就是个典型。”
新种培育的另一来源——科研机构的日子似乎也不是太好过。“现在的科研机构也组建了一些公司来推广新品种，但是这种公司在营销上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由于从市场上获得的回报不是太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同样不高。”郑风田说。
此外，郑风田提出，现行的良种补贴政策也不利于新种的推广，哪种种子能进入补贴名单并非农民或市场说了算，而是农业局说了算。在求租空间的存在下，一些好种子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推广。“应该把良种补贴的‘名单’取消，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发到农民手中。”郑风田说。
虽然万建民不同意新种在推广中遇到了阻碍的说法，但是他也承认推广的效果和推广公司所获得的利润与跨国公司相比相差甚远。
“我国应建立两三家大型的‘种业航母’，由这几个公司拿出一大笔资金招聘一大批科研、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的优秀人才，来与跨国公司抗衡。‘种业航母’应该是国有企业，因为短期内依靠市场培育具备战略眼光的民营企业家还不现实。”万建民说。
郑风田与万建民的观点有些不同，他认为我国短时间内建立“种业航母”并不现实。如果强行把几家公司捏合在一起，效果可能并不好。而且，在地方保护主义下，种子企业也很难做到覆盖全国。
“其实，我国没有必要走欧美国家的老路。我国好种子的区域性十分明显，袁隆平的水稻只适合湖南省等南方地区种植，而不适合东北。”郑风田说。他认为，我国可以走“科研机构+市场化公司”强强联合的模式，两者各负责一个领域，各占一部分股份。
